“一帶一路”行動倡議自從2013年提出以來，經過2014年的謀劃，目前已經進入了實施階段，成為我國在新時期優化開放格局、提升開放層次和拓寬合作領域的重要方針。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礦產資源豐富，與我國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加強對沿線國家礦產勘查開發投資與合作對構架我國多元化的資源供應來源，提高抗風險能力具重要作用。
2015年3月，國務院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明確將“加大煤炭、油氣、金屬礦產等傳統能源資源勘探開發合作”列為了合作重點。這必將進一步加快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礦產資源領域的合作步伐，為此需要“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地質資源潛力、礦業生產情況，以及投資環境與風險等進行剖析，提出發展合作中的風險及相關建議。
1. “一帶一路”的礦產資源分布及成礦潛力
從地理區域上來看，“一帶一路”包括了亞洲、非洲、歐洲的65個國家和地區，總人口44億人，經濟總量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的62.5%和28.6%。“一帶一路”是“地球的心臟地帶”，呈現兩邊高、中間低的洼地型經濟地理特征，東端亞太經濟圈、西端歐洲經濟圈，中間是中國、中亞以及西亞一帶經濟相對弱后。從現有的礦產資源供應政策和體系來看，當下及未來可開發利用的礦產資源主要以亞洲的礦產資源為主，也是未來礦業投資的重點區域，故本文主要對亞洲國家的礦產資源進行分析。
1.1“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的礦產資源分布狀況
亞洲復雜的成礦條件和良好的成礦背景，使得該區域礦產資源十分豐富，成為了世界礦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給基地。其中，西亞地區是目前世界已探明的石油蘊藏量最多的地區；中國和俄羅斯是世界上煤的蘊藏量最大的地區；印度和俄羅斯是鉆石重要的產區；烏茲別克斯坦黃金資源豐富；東南亞諸國有長達2500千米的錫礦帶；俄羅斯庫爾斯克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富集地。受篇幅所限，加之該地區的油氣資源已有很多研究。從地理區域上可將除中國外的“一帶一路”國家分為中亞、北亞、南亞、西亞、東南亞和歐洲6個區域，由于歐洲地區相對經濟發達，金屬礦產資源復雜相對貧乏，故本文只對除歐洲外的5大區域進行分析。
從資源儲量來看，中亞地區擁有豐富的銅、金、鉛、鋅、鈾等礦產，并且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1.2歐亞大陸主要成礦帶及其礦產資源潛力
從板塊構造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處區域由西伯利亞陸塊、塔里木陸塊、中朝陸塊、阿拉伯陸塊、印度陸塊和揚子陸塊等6個大型陸塊，以及大陸邊緣的5條巨型造山帶（北極造山帶、烏拉爾—蒙古造山帶、昆侖—祁連—秦嶺造山帶、特提斯—喜馬拉雅造山帶和環太平洋構造活動帶）和挾持其間的陸塊所組成。從成礦地質構造看，該區域橫跨環太平洋成礦域、特提斯-喜馬拉雅成礦域、中亞-蒙古成礦域三大成礦域和西伯利亞地臺成礦區、印度地臺成礦區、阿拉伯地臺成礦區、塔里木-中朝地臺成礦區和揚子地臺成礦區等五個成礦區。
2.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礦業生產與投資環境分析
2.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礦業生產情況
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其中，歐洲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遠遠高于其他地區，其他大多數國家的發展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經濟統計年鑒數據表明，該區域集聚了全球80%左右的新興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均GDP在該區域國家中也處于中等水平，低于國際平均水平。根據人均礦產資源消費量和資源消費強度與人均GDP之間分別存在“S型”和“倒U型”的規律分析，該區域發展中國家對礦產資源的需求仍處于上升期，對礦產資源的消費需求旺盛。但由于不同國家發展基礎不一樣、產業結構不同、對不同礦產品的需求強度也會有較大差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是許多亞洲國家，因其礦產資源豐富，而使其礦業在國家經濟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國家礦業還是該國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據美國地質調查局2的數據統計，在礦產資源相對豐富的中亞、南亞、東南亞、北亞共18個國家中，礦業產值占GDP比例超過10%以上的有8個國家，其中占比超過20%的有4個國家。由于受技術、資金、人員、產業水平等各種條件的影響，大多國家的礦業發展水平較低，出口的礦產品仍以低附加值的原材料為主，處于整個礦業產業鏈的低端。這為我國與沿線發展中國家開展產業合作提供了可能。
2.2沿線國家的礦業投資環境分析
礦業投資環境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能夠吸引外來投資的重要因素，涉及政治制度、法律政策、基礎設施、環境保護等方方面面。從國際知名的礦業投資環境評價機構的評價結果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礦業投資環境整體較差，有較大提升空間。2014年，加拿大Fraser研究所對全球112個國家和地區礦業投資環境排名結果顯示，“一路一帶”沿線國家中除泰國排名第50位之外，其他國家均在60名開外，俄羅斯和蒙古兩個國家甚至排到了100名左右。同樣，在2014年Behre Dolbear發布的25個主要礦業國家礦業投資環境排名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均在排名15名之后，投資風險高于其他國家和地區[23]。事實上，沿線國家近年來的礦業投資總額偏低，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該區域礦業投資環境的不佳。根據SNL的統計，2014年中亞、南亞、東南亞、北亞這四大區的總勘查投入僅占全球的總投入的10.1%，不足澳大利亞一個國家的勘查投入。從全球各大洲金屬礦產勘查投資的總體情況看，亞洲國家的投入普遍低于其他地區。
由于礦業投資產業鏈長，涉及范圍廣，因此風險種類也多，除了面臨地質風險、采礦風險等技術風險，以及礦產品價格風險、匯率風險等市場風險外，還面臨政治風險、法律政策風險、勞工風險、環境風險、社區關系風險等。相較而言，俄羅斯和蒙古兩個國家礦業法律及礦業投資政策調整比較頻繁，中亞國家投資政策連續性較差，領導人更迭后往往會調整礦業政策，東南亞國家土著居民、社區關系等因素影響較大，南亞及西亞國家礦業投資比較封閉、社會局勢不穩定，帶有較大的政治風險。例如，蒙古分別于1994年、1997年、2006年修訂了該國的《礦業法》，且該國國內政治連續性和穩定性較差，每逢政府換屆，都要對上屆政府實施的議案進行重新審議，這給外國投資者帶來了較大的政策風險。2012年5月蒙古國家大呼拉爾通過《關于外國投資戰略意義領域協調法》將礦產、銀行、通信等行業劃入“戰略領域”，并規定涉及戰略領域企業的外國投資占比超過49%且投資額超過1000億圖格里克（約合3.2億人民幣）時，需要由政府交由議會討論決定。這一突然的對外商投資門檻和監管力度的提高，導致外商投資大幅減少。
值得提醒的是，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礦產資源勘查開發合作時還特別關注一些非傳統的風險。李志斐（2015）研究指出，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面臨5大非傳統安全風險，分別是恐怖主義、能源安全、跨國犯罪、海上搜救與求助和水資源安全與環保安全，且這些安全問題具有威脅的多樣性與交織性，威脅的地區化和國際化，預警和防范機制欠缺等三大特征。礦業開發項目通常都具有投資大、周期長、不可移動等特點，受地域限制明顯，這些非傳統的安全顯得更為突出。因此，企業在走出去開展合作的過程中，要及時準備應急預案，減少風險損失。
3.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礦業合作前景分析
3.1沿線國家礦產資源互補性強，且擁有良好的合作基礎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大宗有色金屬礦產豐富，且大型超大型礦床多、儲量大品位高，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需要大量進口的大宗礦產品。據海關統計（2012年），在中國礦產品進口值排名前15位的國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9個，占60%，在中國礦產品出口值排名前15位的國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11個，占73.3%。足見，我國與這些沿線國家在礦產資源領域的超強互補性，廣闊的合作空間。近年來，我國也加強與沿線國家在傳統貿易和礦業設施的投資。從2013年我國對 “一帶一路”沿線亞洲國家的投資來看，礦業投資仍然是對外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共投資571.7億美元，占總投資額的12.8%。
礦產資源的勘探和開發屬于技術密集型、資金密集型行業，而且風險高、資本回收周期長。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擁有充裕的資金和充足的技術力量，已成為全球礦業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圖，以及礦業裝備的出口大國，成長為了資本輸出和技術輸出的國家，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礦背景條件好，找礦潛力大，有改善國內礦業開發環境、吸引礦業投資和引進技術的意愿。在此背景下，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的資本與技術必將與沿線國家的資源和產業發展進行有效對接，最終實現雙方的互惠共贏、共同發展的目標。
3.2 沿線國家努力改善礦業投資環境，以吸引外來投資
鑒于礦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在前幾年全球礦產品價格快速上漲的大背景下，沿線許多國家為了吸引更多的礦業投資，也紛紛調整其國內的礦業政策，以進一步擴大開放，規范礦業發展。相比較來看，中亞地區國家吸引外來礦業投資的行動最為積極，其中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均于2003年頒布和修改了《投資法》，為外來企業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東南亞地區的國家也在積極改善投資環境，重點聚焦在鼓勵對礦業產業鏈下游企業的投資；北亞地區國家的礦業法修改相對頻繁，但投資環境總體向好，程序逐漸規范。
3.3 高新技術型礦產領域，沿線國家有良好的合作空間
隨著高新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應用，全球對高新技術礦產的需求也越來越大。正因為高新技術礦產對未來產業發展具有不可或缺性，而被發達國家稱為關鍵礦產或戰略性礦產，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類礦產非常豐富，是全球最主要供應國。歐盟2014年發布的《關鍵原材料報告》，列出了歐盟20種關鍵礦種，分別是：硼酸鹽、螢石、菱鎂礦、鎂、天然石墨、磷酸鹽巖、重稀土、輕稀土、金屬硅等。其中，在這20種關鍵礦產中，中國供應的礦種達到18種，占全球這20種關鍵礦產供應總量的49%，俄羅斯供應的礦種為16種，占全球供應量的4%，印度、土耳期、哈薩克斯坦分別供應11種、7種、7種，占比分別為2%、3%和2%，其他國家也一定數量的供應。為減少高新技術礦產的供應風險，中國應在“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合作中，與其他資源豐富的國家一道搭建資源治理平臺，推進高新技術礦產的勘查、開發、生產、貿易、投資等相關信息和數據的收集、交換與共享，搭建高技術礦產的交易平臺與機制，在確保全球資源供應的同時，減少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4. 結論及建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礦產資源豐富，儲量和資源量巨大，主要分布于環太洋成礦域西南段、特提斯-喜馬拉雅成礦域、中亞-蒙古成礦域、西伯利亞地臺成礦區、印度地臺成礦區、阿拉伯地臺成礦區、塔里木-中朝地臺成礦區和楊子地臺成礦區。由于“一帶一路”沿線集聚了全球80%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因此，未來沿線國家將成為全球最重要的礦產資源供應基地分區和重要礦產資源消費區。研究表明，沿線國家礦業發展水平整體較低，以出口礦產品和低附加值的原材料為主，且許多國家的礦業已成為該國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其礦業產值占本國GDP超過10%，如吉爾吉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蒙古、伊朗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但大宗礦產豐富，與中國之間存在高度的互補性，而且高技術礦產也很豐富，與中國共同組成當前及未來高技術礦產的主要供應國，然而這些地區資源合作面臨諸多風險，不僅有地質技術風險、市場風險、環境風險等傳統風險，還有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水資源安全與環境安全等非傳統風險，急需加強區域性的礦產資源治理平臺的建設，加強礦產資源相關數據、信息的共享與交換、加快交易平臺與機制的建設等。
總體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礦產資源合作前景廣闊，但也面臨不少的挑戰。為做好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礦產資源領域的合作，本文提出以三方面的建議。
一是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地質調查合作，助力商業性礦產勘查?；A性地質調查是商業性礦產勘查的前提和基礎，其工作程度是吸引商業性礦產勘查的重要因素。引導和促進企業主體參與到“一帶一路”國家礦業投資過程中，首先要加強與這些國家的基礎地質調查合作，提高基礎地質調查程度，在重點成礦區（帶）礦產資源遠景調查和潛力評價方面加強研究，深化區域成礦背景和成礦規律的認識，為商業性勘查提供服務。另外，加強基礎地質調查合作，也可以為在這些國家進行基礎設施投資、重大工程建設提供基礎地質支撐。
二是礦業企業應創新經營模式，提升風險管理能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文化、宗教、意識形態等比較復雜，盡管許多政體出現反對“以美國為中心”國際治理體系，但也對中國有防犯心理。要吸吮我國“走出去”經驗教訓，改變只重視上層或政要，忽視當地居民和社會的力量的現象。既要尊重當地的法律法規和社會習俗，也要注意避開內部沖突，和各相關方均保持良好的關系，以“多贏”為導向，加強與在野黨派、民間團體、普通民眾的交流。履行好企業社會責任，要在提高“風險管理、環境保護、履行社會責任”等方面下功夫，為礦業投資贏得更好的外部環境。
三是推進“一帶一路”礦產資源治理體系的建設，提高參與全球資源治理能力。“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國家都有千年以上的民族史，要以“民族復興共同體”為最大公約數，在“上合”組織框架下，推進治理體制的建設，實現包容性、開放性、平等化的發展。在國內成立由政府、企業及研究機構共同組成礦產資源治理機構，研究推進相關政策及機制的建立。充分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投資平臺，按照市場化、國際化、專業化的原則，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共同合作搭建礦產資源投資的資金平臺，共同投資、共同受益，并在“上合組織”的框架下，推進“一帶一路”的礦產資源治理體系建設，提高參與全球資源治理的能力。
資料來源：海外礦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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