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由全國人大審查的“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下稱綱要草案）明確，十三五期間將拓展新興產業增長空間，使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15%。
分析認為，當下中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鍵在于，突破核心技術和有質量地推動產業化，在此過程中，政府的職責是在準入條件、監管規則和標準體系構建等方面建一個有利于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發展的環境。
戰略性新興產業布局變陣
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比重，已達到8%左右。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昌林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當前隨著技術突破和市場需求的擴大，戰略新興產業仍將保持快速發展態勢，但由于基數提高，增速將放緩，實現這一目標存在一定難度，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與“十二五”相比，“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將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范圍由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七類調整為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創新、生物產業倍增、空間信息智能感知、儲能與分布式能源、高端材料、新能源汽車六大領域實施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行動（詳見圖表）。
王昌林認為，選擇這六大領域的考量有二：其一是處于重大技術突破的邊緣，但又存在一些關鍵的、制約產業發展的瓶頸有待突破；其二是帶動力大，能形成一批新增長點。
北京理工大學電動車輛國家工程實驗室副主任林程認為，選擇這些領域的另一個考量是，已經產業化的有些領域，其發展質量并不理想，需要轉變發展方式，新能源汽車就是一個例子。
上述六大領域發展階段不一：有的處于技術研發階段，有的正在探索或初步實現了產業化。這些領域在不同的環節都存在著核心技術有待突破的瓶頸。王昌林和林程都認為，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最關鍵的就是突破核心技術瓶頸和有質量地推動產業化。
王昌林表示，發展戰略新興產業一方面需要組織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發揮協同創新，集中力量來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另一方面是要發揮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主體作用，貼近國內巨大的市場需求，變跟隨創新為引領創新，實現高質量的商業化和產業化。
如何引導出高水平產業
王昌林認為，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最重要的是監管體制、行政體制的改革。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例，王昌林介紹，蓬勃發展的互聯網金融、互聯網醫藥等正面臨著發展與監管的難題，滴滴打車等共享經濟的準入與監管也有待完善；空間領域，我國低空開放存在巨大的經濟潛力，但其開放也同樣面臨著體制障礙。
在王昌林看來，完善體制環境需要更有效的監管，更需要打破目前的一些體制性藩籬，而這需要簡政放權，和相應政府職能的轉變。
在完善監管體制方面，林程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有著更為直接的切身體會。“‘十三五’時期，關于新能源汽車的政策體制必須做出調整。政策導向的目標是一個高水平的新能源汽車產業，而不是又產生一個低端產業。”他說。
據林程介紹，中國的汽車產業大而不強，核心零部件依賴進口；而新能源汽車采取電驅動方式，繞開了行業里最難啃的骨頭——發動機的環節，因而獲得了國家政策的高度支持。
然而，當前的補貼政策似乎與其本意出現了背離：某些車型同時享有國補和地補，總補貼已接近甚或超出制造成本。新能源汽車生產商大都瞄著補貼而去，反而對性能、質量和制造水平并不關心。
究其原因，林程認為，新能源汽車現狀是“重準入、輕監管”的政策體制使然。與國外“門檻低，后續監管嚴格”相反，中國監管部門把主要精力放在“入口”環節，判斷是否掌握相應技術，而對后續汽車的實際行駛效果等并不負監管責任。相應的生產商于是也只關注拿到補貼，而不關注汽車后續運行的性能。
此外，林程認為，在發展戰略新興產業過程中，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對自身職能要有清晰的界定，不能越位、過多干預，也不能缺位，放松監管。發展戰略新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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